地名作为历史名片的经济收益: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9年05月13日

  基于汗青出名度进行的改名在必然程度上推进了城市经济的成长。在地级城市层面,湖北襄樊市在改名为襄阳市之后,凭仗襄阳这一广为风行的汗青地名,极大鞭策了处所旅游业成长。图为2017年7月9日,汉江穿过襄阳城。视觉中国 材料

  地名中包含着地舆情况、汗青历程、乡土风情等文化内涵,这些文化资本、质量与文化影响及其构成的文化财产链,不只是城市合作力的焦点要素之一,并且曾经成为城市的标记和奇特的旅游吸引物,最终对地域成长具有主要影响。这也为近些年来中国各地呈现的城市更名高潮供给了一种可能的注释,即通过更名塑造城市品牌、提超出跨越名度,以期推进经济成长。那么,这种“城市手刺”效应能否实在具有?城市手刺的经济价值又有多大?本文将测验考试对这一主题展开深切研究。

  一、地名的潜在经济价值

  与本研究相关的第一类文献切磋了国度或城市抽象的经济价值。相关国度抽象的研究文献发觉,优良的国度抽象或反面口碑将推进该国总体商业流量的显著增加。同样,相关城市抽象的一些研究也发觉,“一座城市能够被品牌化”,而且城市抽象会间接影响消费者决策,特别是在旅游行业。

  上述宏观研究发觉也在微观证据上获得了验证。城市抽象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及品牌认识的成立;同时,城市的声誉抽象会通过采办志愿、质量评估以及领取志愿等渠道影响产物发卖。

  近些年来,汗青文化要素的持久经济效应也遭到普遍关心,这形成与本主题亲近相关的另一类研究文献。自以色列社会意理学者舍拉姆•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1992年颁发其多维度、跨文化的比力研究以来,大量研究指出了国度汗青文化保守对社会和经济勾当具有显著影响。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的研究发觉,汗青渊源对当前轨制的构成,以及持久经济成长都具有主要影响。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汗青文化传承及由此衍生的非正式轨制,更是理解中国现代各类社会和经济问题构成和成长的环节。有学者从城市汗青中所有制布局禀赋的角度调查了汗青文化要素对地域增加轨迹的影响。还有学者指出,保守文化本钱可以或许通过影响物质本钱堆集的体例推进经济增加。

  可见,现有研究都并未间接关心城市地名作为汗青手刺的经济效应。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1997至2012年间改名的5个地级市和11个县市的城市夜间灯光数据,评估城市地名作为汗青手刺的经济价值。

  二、中国城市改名的汗青变化

  (一)开国以来城市改名的类型

  一类是鼎新开放以来我国行政区划起头逐渐调整,以前的地域在“撤地设市”时进行的改名。所谓的“地域”,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被称为“专区”。它们始设于民国期间,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沿用。“地域”是我国行政公署所管辖的行政区域,作为省级当局的派出机构而普遍具有。上世纪80年代起,作为行政区划调整的一部门,各省级当局逐渐撤销地域行政建制,起头设登时级市。在这场“撤地设市”的鼎新中,全国有大量城市被设立或切分、兼并。因而,这场鼎新也就牵扯四处所改名的问题。

  第二类是汗青上没有固定附属的地域,在开国后成立新城市时进行的定名。这一类改名属于从头定名,但凡是更多以本地一处出名地标来定名。如河南省平顶山市汗青上没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区划,开国后以平顶山矿区定名。河南省驻马店市也属于雷同环境,在开国之前所辖区域被频频划归分歧处所,以至在元初同时分属蔡、息、陈、唐四州,此刻“驻马店”的名称,则只是来历于境内的驻马店镇。

  第三类则是在汗青上就曾得名或留有其他别称,在设市时恢回复复兴名。恢复古名能够添加汗青和人文气味,有益于弘扬保守文化,添加此刻的人们对保守文化的认同感。如合肥,其实早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就有云:“夏水暴涨,施合于肥,故曰‘合肥’。” 与之雷同的,还有九江、南昌、温州、宝鸡等,这些城市其其实古时就已得名。

  (二)分歧期间城市改名的动因

  中国保守意义上地名定名有其根基纪律。好比根据地舆方位,或是情况地形特点,特殊环境下是根据古代年号,而一旦定名就会连结相对的不变性,不会等闲更改。汗青上的地名变动,次要出于君主的小我爱好、朝代变化等政治要素。

  例如,据《隋书•地舆志》记录,为了避忌杨广的“广”字,几十个地名被更改,此中广饶县改东海、广安县改延安、广都县改双流、广化县改河池。这些城市在之后有的恢复了原称,有的则沿用着新名字。朝代更替也是导致地名变动的主要要素。以北京市为例,自1368 年明朝朱元璋成立北平之后,在成祖朱棣在位期间(1402—1424)、国民当局期间、日伪政权期间历经频频改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名称才得以不变。

  开国之后,地名起头进行清理和规范。1949年后当局曾进行过一次清理地名工作,对不合适国度方针政策的地名、外来地名和影响睦邻敌对的地名、蔑视少数民族和带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地名都进行了整理和更改。与此同时,对一些被认为是“不雅观”的地名也大量进行了更改和规范,一些带有封建主义、本钱主义色彩的地名,被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直至1986年,中国地名办理才有法可依,这年国务院公布《地名办理条例》,成立健全了相关政策律例和办理轨制,构成了比力完整的地名办理律例系统和尺度系统。

  鼎新开放之后,中国城市改名的动因变为“啃老”、“吃山”、“傍大款”。

  所谓“啃老”,即打汗青牌,挖掘城市地名的汗青文化价值。以“赤壁”为例,为抢夺“赤壁之战”的归属地,在国务院批复之前称本人是汗青上的“赤壁”的处所多达7个,仅在湖北就有5个“赤壁”。最终,湖北省蒲圻市成功改名为赤壁市。以至汗青上的一些带有负面寄义的地名也成为城市之间抢夺的对象。如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贵州赫章县、贵州水城县争抢源自成语“夜郎自卑”的古代西南方地名“夜郎”的归属权,争相更名为“夜郎市”。

  所谓“吃山”,即打风光名胜招牌,充实挖掘城市的旅游资本。如四川省撤灌县设都江堰市、福建省崇安县改名为武夷山市,以及安徽省徽州地域改名为黄山市,都属于操纵风光名胜制造旅游胜地的典型做法。

  而所谓“傍大款”,意为争取贴上出名招牌。如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1900—1954)1933年出书的小说《消逝的地平线》(Lost Horizen)中呈现的,远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永久和平安好之地“香格里拉”,成为四川省稻城县和云南省中甸县彼此抢夺的地名,最终在2001年,中甸县成功改名为香格里拉县(2014年撤县设市)。

  (三)城市改名的经济影响

  地名包含品牌价值,雷同一张手刺,城市与地名只要彼此契合才有益于城市成长。因而,城市改名可能一改成名,亦可能“一改要命”。

  凡是认为,城市改名可能为城市成长带来一系列成长劣势。

  起首,基于城市汗青文化挖掘的改名有益于提拔城市的汗青文化底蕴,进而通过提拔城市旅游办事业成长来推进城市的经济增加。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不堪列举。在地级城市层面,湖北省襄樊市在改名为襄阳市之后,凭仗襄阳这一广为风行的汗青地名,极大鞭策了处所旅游业成长。类似的环境也大量发生在一些县市改名的案例上。湖北省赤壁市在改名后出名度敏捷提拔,旅游业也获得了长足成长。四川省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后,先后被评为“中国汗青文假名城”和“中国优良旅游城市”,成为世界出名的旅游胜地。

  其次,城市改名有益于提拔处所出名度,带动交通等根本设备扶植,进而鞭策经济成长。如大庸市,本来是湖南湘西武陵山区一个不出名的封锁闭塞的县城,1994年改名为张家界市后,出名度敏捷蹿升,20年的时间里,其根本设备有了庞大改良,城市经济成长也进入快车道。

  此外,城市改名所带来的文化档次提拔对处所轻工业成长具有主要意义,也将构成城市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好比,内蒙古伊克昭盟更名为鄂尔多斯市后,羊绒服饰等服装财产获得快速成长。现在,鄂尔多斯曾经成为中国羊绒行业的风向标、中国时装行业的领军品牌,在全国甚至世界羊绒市场上影响庞大。

  可是改名也可能是一种冒险步履,并对城市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起首,改名可能会覆没城市汗青文化、割断城市现实与汗青的联系关系,持久内晦气于城市成长。以安徽省徽州地域为例,其在改名为黄山市时就激发社会普遍争议,日后也并未真正提拔本地的经济与名气。近些年来呼吁黄山市复名的声音越来越多。

  其次,改名可能会添加社会办理成本,这凸起表示为当局各项行政收入。城市一旦改名,当局各部分及相关单元的牌匾、印章,交通通信中的相关航站、台站名称等都要随之更改,涉及该地名称的地图也要点窜重印,相关破费是庞大的。

  第三,城市改名可能给居民糊口带来未便,并形成一系列隐性社会成本。地名更改后,居民需要响应从头打点户口消息及身份证等各类证件。这至多在短期间内,都将极大添加行政办理和社会办理成本,形成社会资本华侈。此外,一些地名在更改前因为收罗看法不足,更改后又未及时公之于众,给居民的交换交往带来未便。

  由此可见,城市改名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像张家界市那样,在改名后获得成长新机缘,也可能像黄山市那样,在改名后因丧失了徽文化的汗青手刺而成长受阻。

  城市改名的“马甲”效应能否具有,可否推进城市经济成长?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进行查验。

  三、城市手刺与城市成长

  我们利用一种纯数据鞭策的合成节制阐发手艺,来定量评估城市改名的经济效应。

  研究数据方面,我们手工收集和拾掇了1997至2012年间有过改名的5个地级市(湖北襄阳、云南普洱、江苏淮安、内蒙古鄂尔多斯、内蒙古通辽)和11个县市(甘肃瓜州县、辽宁北镇市、陕西吴起县、江西鄱阳县、辽宁调兵山市、甘肃庆城县、海南五指山市、云南香格里拉县、湖北宜都会、湖北赤壁市、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的样本消息,并与现行城市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婚配,同时利用校正后的中国城市夜间灯光强度来怀抱城市经济成长。此中夜间灯光影像原始数据来历于美国空军国防景象形象卫星打算中国区域年度DMSP/OLS卫星灯光强度消息。

  我们的微观数据来自国度统计局供给的1999至2009年中国持续运营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它包罗全数国有工业企业和发卖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按照每个企业地点县的编码,我们将县市改名消息与企业数据归并在一路,用于微观机制阐发。

  (一)基于地名汗青出名度进行的更名推进了城市经济成长

  本研究发觉:在改名之后,襄阳市、淮安市、鄂尔多斯市、通辽市的灯光总强度较着上升,而思茅市在改名为普洱市之后灯光总强度并未上升以至是略有下降。这意味着,基于汗青出名度进行的改名在必然程度上推进了城市经济的成长,而放弃汗青出名度的改名在必然程度上延缓了城市成长。

  进一步测算后,我们发觉,若是城市通过挖掘其汗青地名的文化价值来实施改名,经济加权后对城市成长经济的鞭策效应高达5.54%;从单个案例来阐发,中位经济效应达3.56%,且经济效应的下限在3%以上。

  然而需要出格指出的是,城市改名也并非是无成本的。即即是挖掘城市汗青地名文化价值的改名,在短期内也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办理成本。虽然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无法深切地探究城市改名成本的全貌,可是从既有的一些数字中能够大致看出情况。

  有学者阐发指出,襄阳市改名在全国范畴内带来的行政成本高达1亿元;而若更改石家庄市名称,经济成本将跨越10亿元。即即是小范畴行政区改名,破费成本也不菲。有学者指出,甘肃省天水市的秦城区改名为秦州区,以及北道区改名为麦积区,带来的间接破费就高达300万元。若是考虑城市改名带来的不成观测性社会成本,成本将更复杂。此外,因为改名也伴跟着“双输”风险,即不只需方法取成本,还可能无法真正提拔本地的经济和名气,因而,即即是试图挖掘地名汗青价值的城市改名,也至多在短期内会给全社会带来相当庞大的社会成本。

  为查验研究结论的靠得住性,本研究进一步剔除其他行政区划办理鼎新的影响,利用和改名城市最像的未改名城市进行虚假尝试,并采用城市现实出产总值怀抱城市经济成长等思绪进行了稳健性阐发。从头估量成果都表白,基于地名汗青价值挖掘的城市改名的经济效应显著具有。

  (二)地名作为汗青手刺若何阐扬感化?

  凡是认为,城市对外出名度更高,将有益于吸引更多旅游生齿流入并带动办事业成长;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城市出名度也有益于加强当地产物的全国市场承认度和消费者的采办志愿,并鞭策城市成长。此外,城市改名也会鞭策本地的交通收集扶植,进而推进城市成长。

  起首,我们以旅游业为例阐发城市改名对城市办事业成长的影响。本研究发觉,襄阳市改名之后,本地国内旅游人次及国内的旅游收入都较着上升,而普洱市在改名之后两项目标都有分歧程度的下降。这一成果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注释具备汗青文化价值的地名作为城市手刺对城市成长的推进感化供给了一条可能的影响机制,即改名后的城市借用其具备汗青文化价值的地名鞭策了以旅游业为代表的办事业的成长,进而推进了城市全体提拔。

  其次,与城市改名相陪伴而来的本地交通收集的成长,是不成忽略的另一种鞭策城市成长的驱动要素。因为城市公路系统仍然是居民出行的次要体例,我们以城市公路总里程数为例,查验了“获得”汗青手刺对交通收集成长的影响。成果显示,至多在短期内,襄阳市、鄂尔多斯市和淮安市的公路扶植获得了快速推进,以至会提前规划和完美交通收集设备;思茅市的案例则表白,在放弃汗青手刺后城市的交通收集扶植趋向有所减缓。因而,城市交通收集扶植也是地名的汗青文化价值挖掘和改名推进城市全体成长的一条潜在机制,可是其效应在分歧城市改名个案中具有必然的异质性。

  此外,城市改名也可能通过影响本地轻工业产物市场营销来推进城市成长。我们进一步连系1999至2009年间持续运营的中国工业企业样本,从微观层面查验改名对辖区内轻工行业企业产物发卖影响进行阐发。研究发觉,城市改名显著添加了辖区内企业的轻工业产物发卖总额,同时这种影响更多体此刻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上,国外市场发卖规模变更不显著。进一步阐发发觉,改为更具汗青文化价值的地名,其效应更多是通过添加消费者采办企业产物数量的体例实现,而不是通过提高单元产物溢价的体例来实现。

  四、政策启迪

  本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焦点结论:

  第一,基于汗青文化价值挖掘的城市改名,带来了显著的城市手刺效应,平均而言,改名后城市夜间灯光总强度年均提高在3.10%以上。第二,在改叛变制组范畴及解除干扰政策影响的抚慰剂查验中,上述结论都很是稳健。第三,进一步的影响机制阐发发觉,改为具备汗青文化价值的地名无效推进了城市旅游财产的成长,鞭策了城市交通收集设备扶植,这形成城市改名影响城市成长的两种感化渠道。第四,基于汗青文化价值挖掘的城市改名显著添加了本地企业国内轻工业产物发卖额,但这一添加次要是通过添加产物发卖数量而不是单元产物价钱溢价实现的。

  本研究对定量理解城市手刺的经济价值及城市软实力扶植具有实践意义。本研究的政策启迪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起首,要稳重选择改名对象,避免没有汗青渊源的改名。本研究表白,并非所有改名都有益于城市成长,而只要基于地名汗青文化价值的改名才有益于城市成长。因而,城市改名要稳重,也并非所有城市都适合通过改名策略来鞭策成长。其次,汗青文化对经济增加具有主要影响,因而在设想城市成长规划时,要充实挖掘城市的汗青文化渊源。作为城市软情况主要构成部门的汗青文化,同样对城市成长意义严重;若何深度挖掘、阐扬和操纵好城市的汗青文化渊源,并实现和法治、经济等正式轨制的良性互动,同样值得关心。

  最初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研究发觉城市的汗青文化渊源具备必然的经济价值,可是城市基于阐扬地名汗青文化价值的改名仍然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本研究更多是对个案鼎新效应的评估,具有结论外推性相对较差的缺陷。另一方面,因样本数量和时间跨度无限,本研究现实上只观测到一种短期效应,而改名带来的经济效应持久内能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改名城市相对于未改名城市的后续成长会呈现何种相对变化趋向,这些问题将是后续研究值得关心的重点。

  (本文作者卢盛峰为武汉大学经济成长研究核心、武汉大学经济与办理学院副传授,吴一平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办理学院传授,谢潇为中国科学院沈阳使用生态研究所、辽宁省情况计较与可持续成长重点尝试室助理传授。本文原刊于《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3期,原题:“汗青手刺的经济价值:来自中国城市改名的证据”。由作者进行大篇幅改写,相关手艺细节请参考原文。)环节字 :我要反馈新浪旧事公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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